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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他的生平经历是什么?

8月22日晚间消息,据彭博报道,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净资产于上周五达到90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基于90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当前盖茨的身价相当于美国GDP的0.5%。


据悉,盖茨净资产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其所持几家上市公司股票的强劲表现,如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以及水处理、清洁、食品安全及虫害控制产品制造商Ecolab。


其中, 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也是盖茨最爱的三只股票之一,另外两只是“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美国废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


比尔盖茨资产超900亿


1994年至1999年间,正值微软股票如日中天之际。当时,盖茨的净资产曾接近900亿美元。后来,微软在股票市场表现平平,盖茨也开始向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捐款,导致个人资产减少。


据《福布斯》杂志去年9月发布的美国富豪榜显示,盖茨连续22年位居榜首,当时的个人净资产为760亿美元。


今年1月时,咨询网站Wealth X记录比尔·盖茨的财富净值为874亿美元,而今年8月份福布斯公布的科技富豪排行榜显示,盖茨的财富净值为780亿美元。但无论是在哪一家,比尔·盖茨都稳居世界首富的席位。


美国财经科技博客Business Insider援引Sqoop网站数据称,盖茨今年售出7.17亿美元的微软股票。过去几年中,盖茨一直根据其预定的计划,连续减持微软股份,所获资金几乎全部投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慈善事业。自2014年5月之后,盖茨已不再是微软最大的个人股东。


虽然拥有如此之多的财富,盖茨却已经承诺要捐献自己一半的资产。自从2000年卸任微软首席执行官以来,盖茨已经将其重点放到全球慈善事业方面。盖茨与其妻子梅琳达(Melinda)经营着全球最强大之一的慈善机构,控制着400多亿美元的慈善基金。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定期捐助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紧急求助、城市扶贫、全球健康、以及教育等事业。2014年,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完成了单笔最大的捐助——捐献5000万美元,用于抗击西非的埃博拉疫情。目前为止盖茨个人捐献额已经超过270亿美元并成为全球最慷慨解囊的人。


比尔·盖茨(Bill Gates),全名威廉·亨利·盖茨三世,简称比尔或盖茨。1955年10月28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企业家、软件工程师、慈善家、微软公司创始人。曾任微软董事长、CEO和首席软件设计师。


比尔·盖茨13岁开始计算机编程设计,18岁考入哈佛大学,一年后从哈佛退学,1975年与好友保罗·艾伦一起创办了微软公司,比尔盖茨担任微软公司董事长、CEO和首席软件设计师。


比尔·盖茨1995-2007年连续13年成为《福布斯》全球富翁榜首富,连续20年成为《福布斯》美国富翁榜首富。


2000年,比尔·盖茨成立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2008年比尔盖茨宣布将580亿美元个人财产捐给慈善基金会,2014年比尔·盖茨辞去董事长一职并击退卡洛斯·斯利姆重回世界首富。


2015年美国当地时间9月29日,《福布斯》发布美国富豪400强榜单显示,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凭借760亿美元净资产,连续第22年高居榜首


2016年3月1日,福布斯公布了最新一期全球富豪榜单,虽然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比2015年少了42亿美金,但他这次以750亿美金个人财富仍连续三年位居榜首。



如果我只想赢的话,我早就跑到另外一个舞台上了。如果我以前为自己设定了终线,难道你不认为我几年前就已冲线了吗?


我希望自己不是全球首富,这没有任何好处。


在我们以美妙的方式教育每个孩子前,在每座城市的市中心得到彻底清理前,我们还没到无事可做的时候。


不要拿自己与世界上的任何人比。如果你把自己和别人比较,那是对自己的侮辱。


成功是一个坏老师,它会误导聪明人觉得自己不会失败。


庆祝成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更重要。


天才就是天才,但绝没有完美宝宝


天才就是天才!尽管这句话听起来不那么让人舒适,但比尔·盖茨的确从小就展现了与众不同的一些特质。


比如乐观。比尔·盖茨天生爱笑,他小时候的外号就叫“快乐宝宝”。


亲姐姐亲口验证了这一点:他确实比较爱笑。


关键还特别爱学习,最热衷的事是把自己关在房间整天看书。


不光好学,而且天赋异禀,数学能力非凡。


比尔盖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他算术的速度,远远快过其他小孩子。别的孩子觉得题目念的速度太快了,而比尔·盖茨却能很快写出答案。


八年级的时候,比尔·盖茨参加了数学比赛,成绩是全州最好的。一起参赛的,有很多是其他高年级的同学。


据说上大学的时候,比尔·盖茨会到数学课上听教授讲课,但是每次都不带笔记本,只是双手托着脑袋静静地听老师讲课——想象一下神游万里的表情也是差不多的。


但学霸和学渣的区别在于,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比尔·盖茨经常会在老师讲解的时候,突然举起手来说:“老师,您这个地方是不对的,应该是这样的……”(老师:我不要面子的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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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力和学习力超群:


他可以在1小时读完150页书,记住其中90%的内容;


到停车场走一圈,他就可以知道谁没有来上班,因为他记住了所有人的车牌。


狂热,全力以赴,乐于挑战,喜欢复杂的事情,越复杂对他来说反而越简单。


即使遇到挫败,想到的不是放弃,而是会想想:距离胜利还差什么。


生性乐观,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高达140的天才智商,有些人的天生资质就是那么优秀。


不过天才宝宝不等于完美宝宝。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梳理出来的都是比尔·盖茨的天赋异禀,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和普通小孩子也没差,同样有让大人操心的毛病。


妹妹觉得他古怪,书呆子气


超级内向,不爱社交,可以一连几天不说话(如果我们是他妈是不是要焦虑死啊)


成年后,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既被他的智商折服,又往往对他的傲慢、“贪婪”不爽。


中国传统的修身之道讲究内圣外王,在事业上取得大成就后往往也要求对自我心性进行修为,讲究为人处世更敦厚圆融。相比而言,比尔·盖茨则活得更自我,在商务场合,毫不掩饰毒舌体质:


一边是天才,一边是耿直到不留情面的“低情商”。


02


想要保持天才优势,必须终生学习


当然除了老天给的好天资,没有持续的努力依然很难成就一个人。


比尔·盖茨一直非常热衷学习。


我们很多人听过比尔·盖茨哈佛退学的桥段,甚至经常被断章取义地运用在一些鼓励大学生放弃学业去创业的盲目煽动中,其实人家退学根本不是因为不想学习了才退学,而是自己有了更好的计划要去实施,并且人家脑袋清晰得很,他的退学是有保障的,学校给到的政策是保留学籍,也就是说“创业不行仍然可以回去读哈佛”。


(2007年,比尔·盖茨被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即使后来贵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还是保持着超级自律的阅读习惯。不管去哪里出差,雷打不动会带上满满一大包书,而且都是一些看上去很枯燥很烧脑的书。


就算是出门度假,短短几天时间,也能一口气读完14本书。


每年还会安排一次“思考周”:带上一大堆书,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专心读书。


对于自己关心的话题,比尔·盖茨会广泛涉猎,不只是读一本相关的书,而是五本。


之前我说过,越来越发现真正优秀的人都会有一些文体爱好和特长,比尔·盖茨也是如此,非常热爱运动,运动日的最高气温记录是41度,最高运动时长记录是八九个小时。


2008年,比尔·盖茨从微软隐退,把重心转战到了公益和慈善,也就是“扶贫”。但他“扶贫”的方式可不只是捐款,而是非要去折腾一些非常有挑战性的项目:比如投入巨资减少疟疾病例、将粪便转变为生物柴油、完全根除小儿麻痹症、投资20亿美元抗击艾滋病、投资15亿美元解决妇女和儿童健康问题等。(来自“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研究计划)


根据美国《慈善纪事报》的2018年报道:自从2000年成立以来,比尔·盖茨夫妇设立的慈善基金会已经累计捐赠了大约360亿美元,用于包括全球卫生、紧急救援、教育、反贫困等诸多领域。


但这些项目都是不光靠钱就能解决的,涉及到了大量的技术创新。


可以说,除了比尔·盖茨,没有一个人会在“扶贫”路上选择去啃这样的硬骨头,花钱受罪,谁愿意啊?!幸好,比尔·盖茨最擅长的就是创新和冒险。


为了解决非洲因饮用水和污水部分导致疟疾肆虐的现状,比尔·盖茨投入了两亿美元,但始终没有做出理想型厕所。


所以,放弃?是不可能的。继续投入,继续研究!


这次有了突破性进展,新研发的系统被叫做欧姆尼处理器,粪便进去,出来是饮用水。中间还能产生燃料,其他啥都不会留下。除了成本高昂——大约是5万美元,别的没毛病。


盖茨的下一步目标是找到合作生厂商,把成本降下来,能够投入到非洲普遍使用。


一辈子最爱挑战和学习,最怕的不是“会累的事情”,而是“不累的事情”,因为害怕大脑停止运作。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莫名伤感:每一个时代偶像终会退出。


03


如果没有妈妈,他不会成为现在的样子


把比尔·盖茨从天才儿童打造成能够改变世界的商业奇才,这个儿童的背后是他的家庭、尤其是他的妈妈,妈妈对比尔·盖茨的成长和一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比尔·盖茨的爸爸是律师,妈妈是社区领袖,也是华盛顿大学董事会成员,家庭条件非常优越。


母亲虽然自身是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但对于家庭非常投入,会积极参与到子女们每一天的日常活动中。


爸爸更多的是个榜样作用,妈妈则一直试图激发比尔·盖茨兴趣,一直在督促着他。


比尔盖茨从小内向,不擅长社交,但长大后的他却创立了把世界联结在一起的微软。退休后又热衷于改善世界性的问题,具有非常广阔的眼界和格局,他认为这和妈妈从小的引导分不开。


比尔·盖茨的姐姐说,妈妈非常贴心,懂得如何让别人感觉到舒服,她总是发自内心的去温暖和体贴别人,而且不是那种表面上的熟络。


妈妈经常也会做一些慈善活动,是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交达人。


在一次很有名的圆桌会议上,妈妈是唯一的女性代表。这让比尔·盖茨姐弟几个备受鼓舞。


除了以身作则,妈妈也会有意识地带比尔·盖茨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展览,激发比尔·盖茨的兴趣。


姐姐回忆说,为了让比尔·盖茨做点事,妈妈没少费力气。


但是到了12岁的时候,比尔·盖茨和妈妈的关系变得非常不好。他认为母亲专制,所以经常不服从不尊重。在一次晚饭中,比尔盖茨对她妈妈大吼大叫。


用比尔·盖茨今天的话来说,是:充满讽刺,自作聪明,粗鲁无礼。


爸爸对此勃然大怒,直接一杯水泼在了儿子脸上。


最后全家跑去做了心理咨询。


没错,是全家。因为在妈妈看来,作为家庭一员的比尔·盖茨出了问题,背后肯定是一家人的问题。


这次治疗让比尔盖茨意识到自己看问题的角度错了,应该学会换位思考。


为了让比尔·盖茨能真正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和人交流,妈妈有意为他创造了更多的社交机会。


比如比尔·盖茨的爸爸去参加美国律师协会的会议时,爸爸妈妈会强迫比尔·盖茨去当会议的迎宾。


参加夏令营时,也会精心设计一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活动,由父母抽签决定去谁家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中要遵守那家人的规则并进行交流。


在创立微软的初期,妈妈是比尔·盖茨的左膀右臂,带他参加社交活动,把相关资源介绍给他,甚至教他如何穿着,怎么拍出好看的照片在媒体上进行曝光。


比尔·盖茨创业之初最重要的一份合约是和IBM签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合约也是在妈妈的牵线促成下才谈成的——比尔·盖茨的妈妈和IBM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是老友。


比尔·盖茨的姐姐说:妈妈就是比尔·盖茨的路标。


直到后来比尔·盖茨的最佳拍档也是后来他的夫人梅琳达出现,妈妈才开始后退一步,让梅琳达更多的来主导影响比尔·盖茨。


对于比尔·盖茨来说,这个世界唯一无法用钱买到的东西是时间,而唯一令他无能为力的是母亲的离开。


在比尔·盖茨结婚六个月后,母亲因为乳腺癌不治而去世(当时这方面的医学研究还没有取得现在的成绩)。


当主持人问比尔·盖茨:“你最糟糕一天是哪一天?”


比尔·盖茨的神情立刻变得黯然而悲伤,眼睛往一边的下方看,大约是某段糟糕的记忆令他有些走神,咬着嘴唇沉默了五六秒,最后说出了这几个字:


我妈妈过世的那天。


节目中主持人问了比尔·盖茨姐姐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父母让他一个人呆着,而不是强迫他在现实世界中做各种事,比尔·盖茨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姐姐的回答很肯定:我觉得他变成现在这样,跟我们的父母有很大的关系。


我理解的“现在这样”不仅仅是指比尔·盖茨取得的商业成就和财富,更是他擅于进取,永不服输,着眼于世界整合资源解决问题的大格局。这些都离不开当年父母尤其是妈妈的push。


正如姐姐总结的,妈妈强迫他去参加社交活动,“就是这些事情,让他能够把自己的大脑,不仅关注学习和教育领域,也能去关注实践。”


母亲就像是一个领路人,将比尔·盖茨的天赋一路点燃,消除他最大的短板,成就一代传奇。


比尔盖茨对IT的个人观点:


我们绝大多数的竞争对手做的相当差。他们不知道如何引进具有商业才能和技术才能的人才,更不知道如何充分组织、结合这些人才的优势。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己。


我们总是高估今后一两年内将要发生的变革,总是低估未来10年将要发生的变革。所以,不要让你自己陷入无所作为的窘境。


我希望自己有机会编写更多代码。我确实是在管闲事。他们不许把我编写的代码放入即将发布的软件产品中。过去8年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而我说将加入他们行列,利用周末编写代码时,他们显得很诧异,确实不再像以往那样相信我的编程能力了。


我不得不说,在搜索引擎上成为弱者其实很有意思,我们已为此组建了规模庞大的开发团队,我肯定自己会为此记住所付出的努力。


公平地说,今天发生的一切就像是印刷机、电话和无线电时代的来临。这些通讯工具确实具有深入人心的影响。它们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小了,使得科学研究效率更高,使得政治家能以全新的方式工作。它们虽对人们的教育方式影响有限,但人们对他们将发生的巨大变化充满乐观。实现联网的个人电脑的功能在诸多方面远远比上述其他通讯设备更强大。


保罗·艾伦与我创建微软的时候,我对软件开发充满很多梦想。我们希望自己的软件能够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影响,让每一个办公桌和家庭拥有电脑也一直是我们讨论的话题。令我们感到惊讶和兴奋的是,梦想中的很多东西都已经成为现实并且涉及到生活的很多方面。我从没想过一家令人难于置信且异常重要的公司竟然源于这些最初的想法。


延伸阅读:


比尔盖茨2020年度公开信发布:过去20年共捐赠538亿美元


2月10日,盖茨基金会发布盖茨2020年信。基金会表示,年信发布之际,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正在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遏制疫情蔓延,帮助各国保护最脆弱的人群,并从长远利益出发加强创新工具研发和系统建设。


我们深信,大胆的创新和有力的全球合作能让我们更沉着地应对全球健康挑战。因此,我们一方面通过快速灵活的资金投放,帮助多边机构和国家级公共卫生部门加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发现、隔离和治疗,以阻断传播、控制疫情;另一方面,我们还支持中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发伙伴以及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等全球合作伙伴,开发疫苗、治疗和诊断工具,从长远角度应对疫情。我们希望创新的进展能尽快服务于需要的人群。


正如盖茨在年信中所说,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那些倡导者、研究人员、政府领袖,还有那些奋斗在一线的工作者们,他们的努力让更多地方的人过上健康且富有成效的生活成为可能。”


盖茨基金会年信中表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盖茨基金会总共捐赠了538亿美元。


以下是全文:


今年的年信发布之际,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正在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遏制疫情蔓延,帮助各国保护最脆弱的人群,并从长远利益出发加强创新工具研发和系统建设。


我们深信,大胆的创新和有力的全球合作能让我们更沉着地应对全球健康挑战。因此,我们一方面通过快速灵活的资金投放,帮助多边机构和国家级公共卫生部门加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发现、隔离和治疗,以阻断传播、控制疫情;另一方面,我们还支持中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发伙伴以及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等全球合作伙伴,开发疫苗、治疗和诊断工具,从长远角度应对疫情。我们希望创新的进展能尽快服务于需要的人群。


正如盖茨在年信中所说,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那些倡导者、研究人员、政府领袖,还有那些奋斗在一线的工作者们,他们的努力让更多地方的人过上健康且富有成效的生活成为可能。”


二十年前我们创办盖茨基金会时,9·11事件尚未发生,全球经济还没有大规模衰退,社交媒体也仍待兴起,当今的世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世界上都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其中任何一个进行投资都有充分的理由。我们很早就知道,会把从微软获得的大部分财富捐赠出来,用于改善他人的生活。挑战在于,怎样才能以一种有意义且影响力大的方式进行回馈。


在寻找合适的慈善方向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专家们交流,并阅读了大量报告。过程中我们认识到,需要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身上,满足他们的需要。盖茨基金会的核心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二十年过后,尽管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这仍是驱动我们工作的首要原则。


随着我们迈入新的十年,世界依然充斥着许多动荡和不确定。然而,即使处在这样一个挑战重重的时刻——其实也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一如既往地支持那些倡导者、研究人员、政府领袖,还有那些奋斗在一线的工作者们,他们的努力让更多地方的人过上健康且富有成效的生活成为可能。


过去二十年里,盖茨基金会一直重点关注改善全球健康和提升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因为健康和教育是实现一个更健康、更美好、更平等的世界的关键。


疾病既是不平等的症状,也是不平等的原因,而公共教育是推动平等的动力。


我们很清楚慈善事业不会——也不应该——代替政府或私营板块的角色。不过我们确信,慈善事业能在推动社会进步上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在最好的情况下,慈善可以承担政府无法承担和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政府需要将大多数资源集中在那些已被证实有效的解决方案上,企业对股东负有受托责任,而像我们这样的基金会则拥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去尝试那些他们不会尝试的想法,其中有些或许会带来突破。


我们的挚友沃伦·巴菲特对此有个生动的说法。他一直都给我们很多绝佳的建议。当他把大部分财富捐赠给盖茨基金会,并加入我们共同开展慈善工作时,他鼓励我们“竭尽全力,放手一搏(swing for the fences)”。


很多美国人是从棒球比赛中了解这个说法的。当你放手一搏时,你会用上全身所有的力气,将球打向最远的地方。虽然你知道球棒拍可能会挥空、完全碰不到球——然而一旦碰到了球,回报将十分丰厚。


这也是我们对于慈善事业的想法。我们不能仅仅追求一点一滴的进步,而是要将我们全部的力量和所有的资源倾注于那些一旦成功,便能拯救生命、改善生活的大赌注。


需要清楚的是,我们所承担的风险和那些推动世界进步的真正的英雄们时刻面临的风险不可相提并论,譬如深入战区为孩子们接种疫苗的医疗工作者们,志愿前往那些最具挑战性的学校工作的老师们,在全球最贫困的地区挺身而出、反抗压迫她们的陈规陋俗与传统观念的女性们。他们所做的事情需要个人牺牲,而我们不需要——我们要做的是去支持和尊敬他们和她们,希望我们的创新有朝一日能让他们和她们的生活更加轻松、更有尊严。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盖茨基金会总共捐赠了538亿美元。总的来说,我们为取得的成果感到激动。但是,我们所花出去的每一元钱是否都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呢?也不尽然。我们失望过、挫败过、也意外过。但我们相信,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开诚布公都非常重要,分享我们的经验教训也很重要。


在今年的年信中,我们会谈到我们在健康和教育领域的工作,以及我们所承担的风险如何为未来的进步奠定基础。我们也会分享后来才成为工作重点的另外两个议题——气候危机与性别平等——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二十年的工作。


我们最初开始慈善事业时开展的几项投资,都旨在减少全球健康领域的不平等现象。因此,这封信就从这里开始。


全球健康


梅琳达:最初开展全球健康领域的工作时,我们震惊地发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就因为广泛使用疫苗而得以预防的许多疾病,仍然在导致低收入国家的大量儿童死亡。这令我们深刻意识到,贫穷与疾病息息相关。


市场和政府都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中看到了慈善资金发挥作用的机会。


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共同创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Gavi号召各国政府与其他机构,共同筹措资金购买疫苗,并将这些疫苗提供给低收入国家的儿童。


比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先后创办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希望国际社会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增进合作,包括联合国(UN)、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等等。Gavi也是为了推动类似性质的合作,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儿童获得疫苗。


我们当时并不确定能取得哪些效果。多亏了微软的经历,让我了解创立一个新组织要承担的风险。诚然,这和我们为Gavi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为了推出新产品来吸引客户,而是要向世界证明,建立一个疫苗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如果我们失败,政府或其他资助方或许会就此止步,不再投资类似的项目。


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能否筹措足够的资金,说服制造商以发展中国家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疫苗?就算我们筹集到了,又能否说服各国政府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为儿童接种这些新的、尚未被充分使用的疫苗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如今都可以响亮地回答:“能”。到2019年,Gavi已经为超过7.6亿名儿童接种疫苗,避免了1300万儿童的死亡。它也成功地将更多的疫苗和物资,以更低廉的价格引入市场。举个例子,一剂可以预防五种致命感染的五联疫苗(pentavalent vaccine)过去的价格是3.65美元,现在不到一美元。


梅琳达:如今,全世界86%的儿童可获得基本的免疫接种,这个数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


但是,要覆盖剩下的14%,要比实现这86%的过程难得多。这14%的孩子,是世界上边缘化程度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他们中有些生活在基础设施极为薄弱的国家,频繁的冲突使得医疗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还有些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最让人感到无力的是,有些孩子距离医疗机构仅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医疗体系却无视他们的存在(想象一下那些住在内罗毕或里约热内卢人满为患的贫民区里的新移民的孩子)。Gavi现在正在加强与多个国家的合作,用更有针对性的手段,为特定地区无法接种疫苗的孩子提供帮助。


Gavi正在为下一个五年的工作筹集资金,我们希望能激励更多的资助方共同参与,进一步推广这个成功案例,从而惠及所有儿童。更多的资金能让Gavi拯救更多生命。我们认为,对Gavi的大力投入是我们迄今为止做过的最好的决策之一——我们为这项投资所带来的回报感到振奋。


比尔:我们在疫苗上的工作,与我们从一开始就密切参与的另外一项工作有共通之处,也就是艾滋病。


在基金会成立之初,富裕国家的艾滋病死亡率因为新医疗措施的出现终于开始下降。但就像疫苗一样,在高收入国家挽救生命的医疗工具无法在低收入国家得到普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感染人口数量当时仍在激增。我记得曾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读过一篇可怕的文章,说艾滋病病毒能让整整一代的孩子变成孤儿。


为了应对艾滋病的不断扩散,以及另外两大疾病杀手,我们在2002年资助成立了一个新组织——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简称全球基金)。全球基金与Gavi有着相似的目标:向低收入国家引入能够挽救生命的药品、技术和项目。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组织也承担着类似的风险。


但和Gavi一样,全球基金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仅在2018年,在项目实施的国家中就有将近1900万人获得抗艾滋病毒治疗。


全球基金创立之后,我们了解到全球范围内有很多将创新科技用于最有需求地方的计划。于是,在支持全球基金的同时,盖茨基金会还投资支持了一系列新工具的开发。


一开始,我们将很多资源投入到需要每天坚持使用的艾滋病预防手段。出于各种原因,这项工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成果。


例如,我们曾经看好可以预防感染的阴道凝胶,但事实证明它并不能有效阻止疾病传播。现在虽然有了一种每天口服的预防药物,只要连续不间断服用,预防有效性可达99%,但这款药物在中低收入国家的推广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所以对当地艾滋病防控的效果有限。当地的卫生项目还在努力寻找方法来推广这种需要每天口服的药物,让它既有吸引力,又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关注长效的预防措施。想象一下,不再需要每天服药,而是每隔一个月打一次针,或者在胳膊上做一次皮下埋植,甚至一针疫苗就可以完全消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盖茨基金会也在关注长效的治疗方案。多亏了重大的研究进展,现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接受治疗,就能和未感染人群达到相同的预期寿命。但正如目前的预防措施一样,(这类治疗方案也)需要每天坚持用药。我们正在寻找新型治疗方案,以降低用药频率,希望能够将用药间隔延长到一年。


即使这些长效治疗方案得以实现,我们依然需要克服很多挑战,才能真正扭转疫情。


梅琳达:2003年,我们访问了一家位于博茨瓦纳的艾滋病诊所,那里是当时非洲大陆上最大的艾滋病诊所之一。那次访问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个疾病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


一位荷兰医生告诉我们,他和妻子曾在家里雇了博茨瓦纳当地的一个妇女。有一天,这位女性告诉他们,自己要回村里一趟,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对夫妇担心不已,前去找她,结果得知她因为艾滋病去世了。


令他们震惊的并不是她患有艾滋病,而是她生前从未寻求治疗——哪怕她就在诊所里工作,哪怕她本可以拥有最好的医疗救治。那种被艾滋病所笼罩的耻辱感是毁灭性的,甚至可以致人于死地。


我们一直记得这个故事。它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疾病的复杂性,也让我们的行动变得更为清晰。


事实是,在与艾滋病的抗争中,仅靠医学干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关注感染者们真正关心的事有哪些,是什么在阻止他们寻求预防和治疗手段,以及那些在临床试验中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为什么没法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例如,就我们所知,在非洲南部与东部的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所占比例相当高。这背后的原因有贫穷、有暴力、也有性别约束。


尽管我们认为已经很了解这些女孩,但依然有很多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能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她们的生活,但无法设身处地从她们的角度出发,掌握足够的数据。这令我们很难找到适合他们的有效方法——不论是医学上的,还是其它方面的。


幸运的是,相关研究正在迎头赶上。去年十月,我在约翰内斯堡见到一位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他们的工作就是填补这部分的数据缺口,让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一起参与进来,共同制定能够更好地满足她们需求的治疗与预防方案。


盖茨基金会也与一个美国政府支持的项目合作,项目名为DREAMS,是“坚定、韧性、赋权、无艾滋、有指导且安全”这些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正如这个名字的寓意,这个项目从更广泛的角度切入艾滋病预防工作。它关注的领域还包括金融扫盲、创业、消除性别暴力——这些都能帮助妇女和女孩们过上健康向上、无艾滋病的生活。


过去的二十年里,科技在攻克艾滋病问题上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世界对于如何运用新科技的理解也在不断进步,这至关重要。


比尔:全球健康一直是盖茨基金会所关注的核心领域。气候变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更易患病,这份工作在未来只会愈发重要。(稍后我会在信中就此再进行补充说明。)


除了在疫苗和艾滋病方面的投资外,我们还将继续支持疟疾、结核病和脊髓灰质炎等其他传染病防控取得进展(其中,关于脊髓灰质炎的工作主要通过与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GPEI的伙伴关系来开展)。我们也会继续资助自主计划生育、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方面的新尝试,并探索预防营养不良的新方法。


我们之所以做这些,是因为健康改善对于脱离贫困至关重要。只有人们健康了,他们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这个世界才会最终变得更美好,更公平。


公共教育


梅琳达:比尔和我一直很明确,基金会在美国主要关注基础教育(K-12)和高等教育。在美国想要获得成功,就像一个复杂的方程运算,里面有太多的变量需要考虑,包括种族、性别、出生地、父母的收入水平,等等。而教育,是这个方程中极其重要的因素。


我们二人都曾在一流的学校上学,也明白这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我们也知道,有数百万的美国人——尤其是来自低收入家庭和有色人种的学生——无法得到相同的机会。


专家们当然能以更严谨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现实。2001年,我曾与教育家黛布拉·迈耶(Deborah Meier)会面,她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的著作《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ir Ideas)令我理解了,公立学校不仅仅是重要的社会平衡器,更是振兴民主的推动力。她写道,民主需要每个公民的平等参与。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公立学校不能让学生做好充分参与公共生活的准备,他们也无法服务好我们的国家。


这段话时常令我深思。它着实令我意识到这份工作是何等重要。


如果在二十年前被问起,我们会说全球健康是基金会做的最冒险的工作,而美国教育是我们最可靠的选择。实际上,这二者的结果恰恰相反。


在全球健康方面,有许多证据表明世界走上了正轨,比如儿童死亡率的大幅降低。反观美国教育,目前尚未达到我们的最低期望。现状对美国学生来说依然不乐观。


试想一下:美国小学平均每个班有21名学生。目前他们中能有18名从高中学业,取得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证明(和2000年相比,已有显著的进步),但在这18名毕业生中,只有13名会在高中毕业一年内接受高等教育。未来6年中,只有7位会顺利结束四年的大学学习,获得学位。


当你把种族因素加进来后,情况就更糟了。如果这个班的所有学生都是拉丁裔,那么6年中只有6名学生会完成4年大学教育。如果都是非洲裔学生的话,这个数字只有4。


进步比我们希望的更难,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因此放弃。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没有拼尽全力帮助学生们发挥最大潜能,那么面临的风险将会更大。


我们当然知道,很多人质疑亿万富翁慈善家是否适合引领教育革新或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坦白说,我们也有同样的质疑。然而比尔和我一直清楚,我们不是要自己产生想法,而是支持那些在教育领域工作多年的人们进行创新,他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研究人员以及社区领袖。


但棘手的是,即便同样是在教育领域工作的人,也很难对哪些方法行之有效、哪些无效,得出一致的结论。


在全球健康领域,我们知道只要孩子打了麻疹疫苗,他们就会对麻疹免疫,这就意味着更高的生存率。但目前对于教育的因果关系尚无共识。特许学校是好是坏?在校时间应该缩短还是延长?哪个关于分数的教案更好?教育工作者们也无法给出确凿的答案,从而明确哪一种是最佳实践。


同样难以证明的是,任何一个单一举措能改变一切。一个孩子上到高中至少需要13年,这其中有数百位老师、教育管理人员以及当地、州和联邦的政策制定者的参与。这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如果要最终改变结果,需要在中间的不同阶段进行干预。


即便如此,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进步的迹象。例如我们帮助对课程进行改进,对于防止辍学有了一些心得,并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什么能造就一位伟大的老师、又是什么能让一个优秀的老师变得更好。(比尔之后会阐述更多值得乐观的原因。)


我们也为“盖茨千年学者计划”(Gates Millennium Scholars Program)感到骄傲,它先后为两万名有色人种学生提供了大学全额奖学金。我们曾有机会和其中一些奖学金获得者会面,这些场合总是令人感动,其中一位叫凯拉·凯利(Kaira Kelly)的同学跟我说,在接受盖茨千年奖学金之前,她“从未梦想过能上大学”。我见到她时,她正在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踌躇满志地计划着未来通过工作来回报我们对她的投资。


尽管盖茨千年奖学金为这两万名学生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但在奖学金启动后的十六年中,有数以千万计的学生从公立学校毕业。这意味着我们只接触到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的目标是为所有美国学生带来巨大的改变,于是我们将大部分工作从奖学金转移到了那些可以影响到更多学生的地方。


看着像凯拉·凯利这样的年轻女性得以发掘自己的潜力,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感受。这也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对于支持公立学校系统的承诺,保证每一位学生拥有相同的机会。


比尔:我们应该如何向学生提供学习和自身发展所需的工具呢?我们在开展教育工作初期就发现,若要学生真正掌握每一年所学的知识,需要清晰且一致的标准。


我们对一套名为“共同核心(Common Core)”的课程标准体系下了大赌注。在这套课程标准发布的两年内,各个州都纷纷予以采纳。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仅仅采纳标准是不够的,这点其实我们早该预料到。我们原本以为在各州施行新标准后,市场会作出反应,开发与新标准相一致的教辅材料。但现实是这一情况并未发生,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激励市场的方法。


一些老师告诉我们,他们无从得知哪些教材是符合新标准的,于是我们的基金会支持了一家名为EdReports的非营利组织,为教辅材料编撰所谓的《消费者报告》。现在,每位教师都可以去上面查看某本教科书的质量如何,以及是否符合新标准。学校也会依据这些评价,来采购更适合学生的教材。相应地,教材出版商也开始出版更多、更好的教材。


除了教科书,我们还需要其它方法来帮助教师和学生。例如,很多老师无法获取相应的资源来达到对他们的新预期。于是我们找各种机会为他们提供培训,帮助他们调整原有的教学方法。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们在教育领域学到的经验就是,想要大规模推广这些解决方案十分困难。我们在教育上的早期工作有很多已经触及天花板。一旦这些项目触及十万量级的学生后,我们便无法继续取得预期的效果了。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扩大教育项目的影响力不是将同样的手段复制到每一个人身上,而是需要根据师生的具体诉求进行量身定制。


我们已经将基础教育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支持由一些学校网络针对本地情况开发的特定解决方案上。我们希望这些“学校改进网络”(Networks for School Improvement)可以帮助更多的非洲裔、拉丁裔和低收入家庭学生顺利从高中毕业,并继续接受大学教育。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向30个学校网络资助2.4亿美元,它们中很多(并非全部)都是按地域划分的。每一个网络内包含8到20所学校,专门针对它们自己选择的目标,例如帮助落后的新生跟上进度,得以顺利毕业。


高中的第一年至关重要。一名挂科不超过一次的新生,其顺利毕业的概率是多次挂科的学生的四倍。以这种方式判断学生能否顺利毕业,比用种族、财富甚至考试分数更加具备预测性。


2018年,我参观了芝加哥的北格兰德中学。这所学校的学生通常来自充满暴力、饥饿和其他问题的社区。这所学校曾被评为芝加哥最差的学校之一。


后来北格兰德中学加入了“学校改进网络”,并从网络内其它学校获取数据与经验,改变了针对九年级学生的教学方式。


如果你是九年级新生,在你入学的第一天,就有一名老师帮你培养组织能力,制定大学计划,并教你如何使用学校电脑写作业。你每天都可以用校内网络系统查看分数。每五周会有一名辅导老师和你坐下来聊聊,了解你最近的情况,告诉你该去哪些地方寻求帮助。


这个方法奏效了。到2018年,95%的北格兰德新生都处在顺利毕业的“正轨”上,而该校也被评为市内最好的学校之一。网络内的很多学校都在实行类似的规划,并取得了相似的进展。


我们希望创造学校之间相互沟通学习的机会,而非寻找一刀切的解决方案。适用于北格兰德高中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学校。其他网络内的其他学校也要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这非常重要。


梅琳达:过去二十年里,我们不断加强继续推动全球健康和公共教育的承诺,同时我们也对另外两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于比尔,是气候变化。于我,是性别平等。


放眼未来二十年,我们也将在这两个议题上放手一搏。


气候危机


比尔:成立基金会以后,梅琳达和我开始定期前往低收入国家,和那里的人们见面,直接了解我们正在参与的议题。我们去过莫桑比克的一些偏僻村落,比如曼希萨,以了解疟疾的情况。我们也去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等城市,和当地领导人就艾滋病危机进行交流。


虽然我们每次去都是为了了解健康情况,但我的注意力并不总是仅仅在疾病上。我在多次的访问中都注意到一个问题:当地存在严重的电力短缺。每当太阳落山后,整个村庄都会陷入黑暗。我记得在拉各斯没有路灯的街道上,人们在旧油桶里点起火,在旁边围成一团。当时我就想,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那一刻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我开始气候变化工作的开端。


我们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能源贫困”,是全世界8.6亿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现代社会建立于电力系统之上。没有电,你就会陷入黑暗。于是我开始和专家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及我们能做的事。


两个事实迅速浮出水面。首先,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那么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富裕、健康、公平。其次,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在不加剧气候变化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


那是将近十四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探索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帮助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思路。


沃伦 巴菲特在多年前鼓励梅琳达和我放手一搏时,他指的是基金会当时所关注的领域,并非气候变化。但是他的建议在这里同样适用。如果不下大的赌注,世界就不可能解决气候变化这样的难题。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全世界需要进行前所未有的通力合作,每个经济部门都要进行空前规模的创新,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需要得到广泛推广,我们也需要齐心协力地帮助受全球变暖影响最严重的人们。只有在我们决定了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之后,这一切才能发生。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行动计划。


好消息是,我们已经踌躇满志、目标明确。一系列围绕气候问题的大胆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中包括去年秋天的气候罢工运动。至于目标,我们需要感谢《巴黎协定》,感谢所有大胆承诺到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的国家、城市和地区。


那么,为了实现零排放,应该做出怎样的计划呢?答案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两件事:减缓和适应。


减缓指的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要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进一步推广现有的解决方案,也需要大量的创新,来创造并推广我们亟需的前沿技术。


当人们谈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通常会把关注点放在减排上——这当然是件好事!每个经济部门都需要零排放的替代方案,然而很多行业并不具备。目前,减缓气候变化是我们需要应对的最大挑战。看到有这么多的资源投入到实现零排放上,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也希望在这个领域的创新有助于为更多人提供电力)。


但减缓气候变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我们还需要适应气候变化。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受到了气候变暖的影响。未来,这些影响只会越来越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最贫困的人口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最小,但受到的伤害却最大。


受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他们依靠种植粮食来养家糊口,本来就在生存边缘挣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抵挡更多的旱灾、洪灾、牲畜瘟疫,或摧毁庄稼的新虫害。若全球气温上升4摄氏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作物耕作期会至少缩短20%,这还只是平均值。在严重干旱的地区,适合耕作的时间会变得更短。


结果就是粮食进一步减少,对那些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其他依靠售粮为生的人皆是如此。更多的孩子将遭受营养不良的折磨,贫富差距的鸿沟将会进一步加深。


全球气候适应委员会(我是这个机构的联席主席)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总结了政府在未来几十年内可以采取的支持农民的措施。我也希望盖茨基金会在农业方面的工作能发挥关键作用,帮助农民抵御气候变化。十年前,我们开始资助关于耐旱涝农作物品种的研究,例如玉米和水稻。这些新品种已经在帮助非洲和印度部分地区的农民收获更多粮食。未来还会出现越来越多适应不同地区气候的作物品种。


但即使我们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气候变化也会令很多人更难获得所需的营养,从而导致他们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扰。


要帮助贫困国家的人们适应气候变化,最好的办法是确保他们足够健康,能在气候变化中生存下来。我们要降低营养不良儿童的数量,同时提高营养不良人群的生存几率。这意味着要确保人们不仅可以获得所需的营养,还能获得疫苗、药物、诊断等证实有效的干预措施。


像Gavi和全球基金这样的组织能提升最脆弱地区的健康水平,从而发挥关键的作用。如果我们想要预防气候灾难,仅仅针对气候的干预措施和解决方案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考虑气候变化带来的间接影响,譬如全球变暖将如何影响全球健康。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之一。但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寻找适应全球变暖的方案,气候灾难是可以避免的。


性别平等


梅琳达:除了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我最近也常常在想今年的另一个里程碑: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二十五周年。(如果你不记得这个会议的名字,你也许听说过希拉里·克林顿在会上发表的著名宣言:“人权即是妇女的权利,妇女的权利即是人权。”)


我记得当时读到有关大会的报道时,感觉世界已经为争取女性权益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明白如何将性别平等融入我自己的工作中。


比尔和我创办基金会以后,我开始拜访世界上一些最贫困地区的女性。我在自己的书《提升的时刻》(暂译名,The Moment of Lift)中有很多相关描述,因为对我来说,这些行程改变了一切。


我曾遇到一位女士,她要我把她刚出生的孩子带回家,因为她实在无法负担抚养孩子的费用。我在泰国见过的性工作者让我明白,如果我出生在她们的环境里,也会和她们一样,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愿意做。我在埃塞俄比亚见过的一名社区健康志愿者告诉我,有一次她为了躲避丈夫的家庭暴力,在一个地洞里过了一整夜,在她十岁那年。


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数百万有类似遭遇的女性。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除非我们采取行动,否则这些故事将会不断重演。如果说世界从过去这25年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这些问题不会凭空消失。


数据明确地显示:不管你出生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你是女孩,你的人生将更加艰难。


在发展中国家,男孩和女孩的生活从青春期就开始急剧分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女孩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男孩少两年。在发展中国家,五分之一的女孩会在18岁之前结婚,即便在家庭内部也无法享有平等的权力。


相对而言,在高收入国家,性别不平等在职场上表现最为明显。尽管美国女性获得本科和研究生学位的比例高于男性,但她们往往集中于某些特定的专业,因此获得的工作薪酬也相对较低。男性成为高管的可能性比同龄女性高出70%。有色人种女性的情况只会更糟,她们受到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排斥。


女性追求平等的进展如此缓慢,原因并不神秘。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活动家、倡导者和女权运动已经做出了种种勇敢的尝试,但世界并没有将性别平等做为一个优先事项来对待。各国领导人并没有为推动真正的变革而在政治和财政上做出必要的承诺。


我希望,当全世界在今年将举办的平等的一代论坛(Generation Equality Forum)上相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时,也能够为性别平等议题激发出空前的能量和关注。但这一次,我们需要确保这些能量与关注转化为切实的行动。


如果我们再次错失机会,任由聚光灯再次熄灭,我们可能会助长一种危险的言论,即性别不平等是无法避免的。我们需要响亮而清晰地告诉世界,这些问题看起来无法解决是因为我们从未投入必要的努力去解决它们。


要想让这次不同于以往,我们需要大胆尝试新方法,同时撬动三个杠杆来消除不平等。


首先,帮助女性在政府、科技、金融和健康等关键部门快速获得晋升。当更多的女性在关键位置上获得决策权时,就会产生更多惠及所有人的决策。


但我们不能止步于自上而下的变革,或只关注某些领域的女性,我们还需要消除所有背景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障碍。例如,全球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比男性低27个百分点;或者,我们的经济建立在大量女性无偿劳动的基础上;再或,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是性别暴力的受害者,这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这些障碍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女性更难实现自己的梦想,将自己的才能与想法贡献给社区。


最后,由于性别不平等触及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任何应对措施都需要有广泛的基础。我们需要审慎地激励广大合作伙伴,共同改变社会的常态与期待。我们不仅需要激励那些已经主导相关讨论的社会活动人士和倡导者,还需要激励消费者、投资人、宗教领袖、艺人、父亲和丈夫。


我承认,当我第一次公开谈论性别平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冒险。我深知盖茨基金会在性别议题上参与较晚。我担心自己的意见会与专家相左,也担心自己是否是这个议题合适的发言人。但现在我知道,真正的进步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站出来发声。


我最早公开发声的议题是自主计划生育。发展中国家中有超过2亿女性不想怀孕,但却没有现代的避孕用品可用。当女性可以自行决定怀孕时间和生育间隔时,她们就更有可能完成学业、获得收入,并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所需的一切。


除了参与自主计划生育的工作之外,我还带领基金会制定了优先考虑性别平等的战略。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已经投入资金来缩小数据缺口、加强倡导,并支持在经济上赋权女性。


为了提高美国女性的权力与影响力,我成立了一家名为Pivotal Ventures的公司。去年十月,我宣布Pivotal Ventures将在未来十年中投入十亿美元,加速美国的性别平等进程。我希望这项投资能够声援在这些议题上已经付出多年努力的专家和倡导者,也能激励更多美国和全世界的慈善家做出重要的承诺。


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来临之际,是时候让政府领袖、企业高管、慈善家和各行各业的每个人付诸行动,共同实现让世界更加平等的愿望。


我想说的很简单:平等,时不可待。


结语


比尔的母亲曾在我们的婚礼上说过这样一番话:“资源越多,责任越大。如何看待这些伴随非凡资源而来的巨大责任,将决定你们的一生。”这些话我们一直牢记于心,并在过去20年里一直努力通过我们的基金会去履行这些责任。


刚刚开始慈善工作时,我们对于创新推动进步的力量感到乐观,并对我们即将踏上的冒险之旅感到兴奋——我们希望通过承担风险来释放创新的潜力。


二十年后,我们依然乐观,也依然选择放手一搏。但现在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公平公正地分享创新带来的成果有多么重要。如果只有某些地方的某些人因为创新而获益,那么其他人将会因此而更加落后。


作为慈善家,我们不仅要承担支持创新的风险,也要和合作伙伴一道,共同面对分配创新成果这一巨大的挑战。我们相信,进步应该惠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开展这些工作的原因,这也激励着我们未来继续前行。


致谢


我们将这封年信献给所有为基金会的工作做出贡献的人们。


首先我们要感谢基金会的同事们,以及在过去20年中为基金会辛勤工作的数千名员工们。你们是世界一流的倡导者和专家,你们和全球各地的伙伴们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基金会的成功与这些努力密不可分。我们知道,你们中的很多人先于我们很久就开始这些工作了。我们也相信,很多人会在我们离开后仍然继续践行这份工作。能和你们一起工作、向你们学习,我们充满感激。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那些走在进步前沿的政府、机构和个人。我们从你们的洞见与专业知识中获益良多。你们中许多人所表现出的勇气一直鼓舞着我们,因为你们冒着比我们更大的风险,在为你们的国家和社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最后,还有一位特别的人不断出现在我们对过去20年的回顾中,这个人就是老比尔·盖茨。没有您,基金会不会取得今天的成果,我们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我们。依然沿用棒球术语来比喻的话,您是独一无二的、无可超越的(a league of your own)。


注:文章内的所有配图皆为网络转载图片,侵权即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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